近年来，刑事辩护的价值和作用，越来越得到司法机关和社会各界的普遍认可。我们国家的刑事司法体系是公、检、法，三机关是分工负责、相互配合、相互制约的关系。刑事诉讼流程，设置了侦查、起诉、审判三大诉讼阶段，审判还有一、二审阶段，死刑案件还有死刑复核程序，可谓是多道关口、层层把关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似乎只要三机关相互制约、几道诉讼程序层层把关，就足以保证办案质量，防止冤错案件发生，为什么还需要辩护制度，还需要辩护律师参与呢？
这是因为，历史和实践已经反复证明，如果缺乏辩护律师的有效参与，仅靠三机关相互制约，并不能够完全防范和杜绝冤假错案发生。而侦查、起诉、审判等诸多诉讼阶段，最终也发挥不了应有的纠错功能。三机关有相互亲近的天然倾向，往往协作配合有余、监督制约不足。此时如果缺少一个体制外的对立面——刑辩律师的参与，起诉和审判就会变成对侦查结论的认可、确认程序，侦查结论就得不到有效检验和质疑，错误的侦查结论就会一路畅通无阻，成为起诉和裁判结论，最终导致冤案发生。我们经常说，刑事案件要经得起法律检验、历史检验，但首先，必须要经得起辩护律师的检验，如果连辩护律师的检验都经受不了，何谈经得起法律检验和历史检验？
对侦查、起诉结论进行持续不断的检验和质疑，促使其更加全面和准确，这就是刑事司法、刑事诉讼中设置辩护制度的根本原因，也是辩护律师独特的、不可替代的价值所在。因此，在任何案件的辩护中，律师都要真辩、敢辩、会辩，通过证据分析和逻辑推理，在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方面，提出有理有据的辩护意见，为法官正确裁判案件提供建议和参考。控辩双方各执一词，各自从自己的立场出发，去挖掘事实真相、解释法律条文、提出定罪量刑意见。对于居中裁判的法官而言，就是最大的全面、最大的帮助。如果不敢辩、不真辩，而是一味地迎合执法、司法机关，或者缺乏专业能力，提不出任何有价值的辩护意见，这种辩护就没有作用、没有价值，就是形式辩护、无效辩护。不仅对于当事人无价值、无帮助，对于需要兼听而明的检察官、法官而言，这种辩护也是无用的，自然也得不到他们的重视，更得不到他们的尊重。
专业化，是刑事辩护的必由之路。为什么要专业化？简单地讲，是因为整个刑事司法体系都是专业化的，刑事辩护必须专业化才行。负责侦查的刑警是专业化的，而且分工越来越细，不仅有刑侦，还有经侦、缉毒、缉私等专业侦查队伍。公诉人更不用说，是一支训练有素的专业队伍。负责审判的法官也是专业化的，搞民事、行政审判的法官一般不可能直接调过来做刑事，而且刑事审判本身也有进一步专业分工的趋势。刑辩律师，作为刑事司法体系的组成部分，与之相适应，必须是专业化的，否则就无法与检察官、法官进行有效对话。刑事辩护不能是“形式辩护”，而是要做到“有效辩护”。只有专业的辩护，才可能是有效的辩护。
刑事辩护中，有控、辩对抗，也有控、辩、审协商。无论是对抗，还是协商、说服，沟通都至关重要。刑事辩护的核心工作，是说服。把辩护人的观点和意见，让执法、司法人员听懂、接受，是一项并不容易的工作。如何才能有效沟通，有效说服？第一要靠专业，因为只有专业的分析和意见，对执法、司法人员才是有价值的，能够帮助他们查明事实真相、公正处理案件，他们才会重视和采纳。但仅有专业是不够的，因为再好的辩护意见，如果执法、司法人员心理上持排斥态度，就不可能听进去。这其中，既要求执法、司法人员要有开放的心态，正确认识辩护人的作用和价值，主动倾听辩护人的意见。同时，也要求辩护人重视沟通、善于沟通，建立有效的控辩、审辩互动关系。
良好的沟通，专业是基础，尊重是前提，另外还要注意培育律师个人的声望。亚里士多德在《修辞术》中，提出了三种基本说服方式：一事演说者的品性，二是情感说服，三是逻辑论证。他首先强调了演说者品性，这对于我们刑辩律师，是有启发意义的，那就是：建立起你个人的良好职业声望，对于有效说服执法、司法人员，是有很大影响的。因此，刑辩律师要从“勇士”走向“名士”，通过一个个案件，通过良好的沟通、专业的辩护，赢得执法、司法人员的尊重，树立起自己良好的职业声誉和形象。
刑事辩护需要讲情怀，没有情怀，就很难坚持。为什么这么说？因为刑事辩护总体来说，仍然面临着太多的压力和困难，仍然是一项艰难的工作，苦、累、险，而且不像民商事业务那么挣钱。在这种条件下，仍然热爱刑辩，就是一种情怀。“仁心侠气”这四个字精炼地概括了刑辩律师的精神，或者说是刑辩律师的情怀。刑辩律师，要有仁爱、恻隐之心，对于刑事诉讼中处于弱势地位，生命、自由、财产即将被剥夺的人，施以援手。要有侠义精神，为人鸣冤白谤，扶贫济弱，救无辜者于水火。很多人都有侠客梦，但现代法治社会，不可能“以武犯禁”去行侠，而做个刑辩律师，就可以法为剑、仗剑走天涯，何不快哉！
除了情怀，还有责任。除了最大限度地维护当事人的权益，还负有实施法律、维护法治的责任，有维护职业形象、行业发展的责任。没有责任意识，就是没有大局，没有格局。真正的刑辩律师，应当具备以下标准：专业能力、学术素养、公益情怀、行业责任。一个好的刑辩律师，不仅要对当事人负责、对自己的案件负责，还要对整个职业群体、整个行业发展负责。格局、胸怀决定了眼光和境界，大格局、大胸怀才可能成为利国利民的大律师。
那么多精英律师痴迷于刑辩，是因为刑辩有其无法抗拒的魅力，吸引着无数精英投身其中。那么，魅力体现在什么地方呢？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：
一是探索真相的乐趣。探究案件的事实真相，是刑事诉讼的重要价值之一。虽然刑事辩护并不完全以查明案件真相为根本目的，但在大多数案件中，探究事实真相仍然是辩护律师的重要任务。刑事辩护中的探求事实真相，主要表现：第一，辩护律师基于现有的合法、有效的证据，运用法律规定、证据规则和逻辑推理，提出依法能够认定的案件事实，即法律事实；第二，在无辜者蒙冤的案件里，辩护律师还要探究刑事案件的本来面目，即使不能查明谁是真凶，也要运用证据、事实和逻辑，推导出“被告人系无辜”“本案另有真凶”的结论；第三，即使不是无辜者蒙冤的案件，也都有局部的谜团待解，比如被告人的年龄和精神状态、案件起因和作案动机、作案的手段和过程、作案后的行为表现等等，这些至少会对定罪量刑有着是实质性的影响，而往往又被侦查、起诉机关忽略。因此，刑事辩护不可避免地具有“求真”“探求事实真相”的性质，在这些活动中，辩护律师就像侦探、科学家、考古学家一样去工作。而探求事实真相，是人类的天性，也是一项具有吸引力、挑战性、趣味性的工作，经常让人沉迷沉醉、不能自拔。
二是竞技对抗的乐趣。诉讼具有对抗性，刑事诉讼对抗性尤强。对抗的双方,一方是代表国家、掌握强大职权的侦查、起诉机关，另一是手无寸铁的被告人和辩护人，力量悬殊。为平衡双方力量，法律在证明责任分配、证明标准设置等方面，做出了有利于辩方的规定。虽然仍然达不到平等武装，但辩方有了还手之力，有了很大的抗辩空间。尤其在法庭上，基本上可以实现平等对抗，司法竞技色彩更加浓厚。就像体育竞技一样，对参与者而言，对抗、求胜，是一件非常有吸收力的事情。对观众而言，就像观看一场比赛，双方唇枪舌剑，非常精彩、有趣。竞技对抗的这一特点，使刑事辩护活动成为一项非常有挑战性、吸引力的活动，吸引法律人投身其中，享受对抗竞争带来的乐趣。当然，控辩之间的对抗，是一种理性的、法律规则之下的诉讼活动，求胜也不是公诉人、律师的唯一目标，双方的共同目标是通过控辩对抗，最大限度地帮助法庭揭示真相、展现定罪量刑需要考虑的全部要点，以便法庭做出公平公正的判断和裁判。因此，辩护律师和公诉人，庭上是对手，庭下是朋友；庭上唇枪舌剑，庭下握手言欢；是对手不是敌人，交锋而不交恶。
三是不负所托的成就感。面对强大的国家追诉机关，任何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都处于弱势地位。而一旦被错误定罪处罚，被追诉人面临的是生命、自由、财产和声誉被被剥夺的危险。由于刑事诉讼的对抗性、封闭性，在这一过程中，能够给与被追诉人有效帮助和精神支持的，往往只有辩护律师。被追诉人委托了你，就等于把身家性命都托付给了你，责任重大。对于蒙冤者而言，辩护律师承担了拯救者的角色，“为人洗冤白谤”，救蒙冤者于水火之中，功德无量。处在被羁押状态的当事人，与世隔绝，与亲友隔绝，律师是他能够见到的唯一可以信赖的力量，是茫茫大海里的灯塔、是无涯黑暗里的光明之窗。即使当事人不是无辜蒙冤，通过律师的工作，让当事人在刑事诉讼中受到公正对待，拥有一份人之为人的尊严，最终罚当其罪、认罪服判，也是不负所托，同时也是为法治实现、社会和谐尽一份力量。这其中，体现了辩护律师的“仁心侠气”精神， 辩护活动具有了类似医生“救死扶伤”、侠客“行侠仗义”的色彩，给律师带来一种忠人之事、不负所托、救人于危难的成就感。